钱钟书当年是怎样读书的

【20世纪中国有几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钱钟书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才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精通英、法、意、拉丁、西班牙等多国语言，其著作《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宋诗选注》，纵贯古今，沟通中外，学问渊博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钱钟书这样的一代才子是如何成就的？一方面，因为钱钟书有着惊人的天赋；另一方面，这与他极其用功勤奋分不开。《一代才子钱钟书》的作者汤晏以翔实的资料和严谨的态度作了介绍。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钱钟书当年是怎样读书的

　　文|汤晏

　　打出来的“八行书”

　　郑朝宗先生在《但开风气不为师》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除本身条件之外，家庭和学校教学对他无疑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尊人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在钱老直接指导下，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根底非常雄厚。进入学校后，他念的中学、大学及国外的高等学府全是第一流的。”钱基博对钱钟书影响之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钱基博是一位极其保守的儒家学者，不顾时代潮流，对于20世纪排山倒海的西学东渐新思潮视若无睹。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五年，清廷已停考乡试、会试。科举废除，一切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钱基博仍希望他的子弟也像他一样能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这该怎么办呢？

　　钱基博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后跟他念古文。所以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他开蒙亦早，幼时读过《毛诗》。据钱钟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钱钟书伯父去世后，由父亲钱基博直接管教，而他父亲，正如钱穆所说：“子泉提倡古文辞”，是“负盛名”的大师。据钱钟韩（钱钟书弟弟）回忆说，当他们两人在东林小学读书时，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时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就要他们去他办公室自修或教读古文，等到在校学生晚餐后，才带钟书和钟韩两兄弟回家。钱钟书除学校规定的作业外，还得读古文名著。

　　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那年（1925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假期已过了一半。他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了一顿。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功夫便判若两人。1927年，因桃坞中学停办，他们返回无锡故里上辅仁中学，此时一因他父亲耳提面命朝夕教诲，二因自己用功，作文大有进步。常为他父亲口授代书，稍后代笔写信，到最后为他父亲捉刀写文章。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写的，一字没有改动”。杨绛文中所称“钱穆的一本书”是指钱穆的《国学概论》。

　　钱钟书为钱穆写的序文写得相当老到，文字畅达壮丽。这篇序文撰于1930年7月，那时钱钟书已进清华，才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他父亲与钱穆是饱读古书的大学问家，而钱基博请他未及弱冠的儿子来捉刀，这里有两层意思：一、他已看出他儿子的才华，认为钱钟书的古文会比他写得好；二、命钱钟书来代书，对钱钟书来说也是一种训练。不管出于哪一种动机，钱钟书不负乃父托付而优为之，很快把序文写就，钱基博一字不改交付钱穆。这种捷才不是天生的，据杨绛说，他看见钱钟书写应酬信时，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在八行信笺上。几次抬头，写来刚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钱钟书对她说，那都是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头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换句话说，钱钟书的八行书是被打出来的。

　　横扫清华图书馆

　　钱钟书于1929年投考清华时，是第五级，或称1933级。外传钱钟书数学考零分，按例不得录取，因他中英文特优，获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这一说法，似合情合理，也很富传奇性，但钱钟书本人否认了外传考0分之说。

　　1979年钱钟书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于4月23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座谈会上，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数学0分，但英文特佳而被破格录取，确否？钱钟书回答说，确有其事，然后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在座谈会上，钱钟书没有说考多少分，只说不及格。翌年钱钟书应邀访问日本，在京都座谈会上，也有人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答说是考得比零分稍高的15分，“不过仍然不及格就是”。杨绛于1982年应胡乔木之请，写了一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她说：“钟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15分。”0分或15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钱钟书进了清华。

　　钱钟书在清华横扫清华图书馆。清华藏书之富，在当时各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清华图书馆书库、书架上的书，经常满满当当的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可以到书库里去看书，左右逢源，辗转相生，可免借还之劳。有人说：“此中乐趣，不可形容，恐怕只有饥鼠入太仓之乐仿佛似之。”上述这一段话，可以作为钱钟书在清华的一个写照。如果要借出来阅读，须再办手续。据同学回忆，钱钟书是在校借书最多的一位。

　　钱钟书喜欢在书上眉批及划线。据钱钟书外文系同班同学饶馀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说，钱钟书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但“他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据甘毓津回忆说：“他（钱钟书）起劲时，图书馆库里的书，逐排横扫。他喜欢把书里精彩或重要的部分，在旁边用粗铅笔画上竖线。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

　　寝食牛津饱蠹楼

　　1935年，钱钟书携杨绛前往英国牛津留学。钱钟书在牛津有一门课不及格。这对一位过目不忘的才子来说，有点意想不到。千万不要误认为钱钟书在牛津吊儿郎当，他是很认真的。唯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是古文字学。这门课本身非常枯燥乏味，主要作业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对欧洲学者来说，这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这种鉴定无实用价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规，所以钱钟书必须修这门课。

　　钱钟书的作业，是指定读自11世纪以来学者留下来的手稿及装订书籍的方法。他对此虽兴趣缺乏，但还是硬着头皮去做。最糟糕的是钱钟书自己把指定作业的章程弄错了，因此考试不及格。本来叫钱钟书从古人手稿中能辨认出一二行就可以了，但必须没有错字。可是钱钟书不察，将整部手稿整理出来，俗云“多做多错”，所以钱钟书做错的地方很多，这样一来考试当然就砸锅了。

　　这门“古文字学”后来补考及格了，钱钟书着手准备撰写论文。于是他提出论文题目及提纲。论文必须是很冷僻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题材。因此材料不多，全靠自己发掘，逼着你去看更多的书，去作一些新发现。这也是训练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方法，而牛津这种训练是很严格的。钱钟书能有机会接受这种严格训练，这是他的幸运。钱钟书的论文本来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材，但未获导师许可。当时在1930年代的大英帝国，虽强弩之末，但国势尚盛，殖民地遍布世界，日不没落，英人仍不可一世。钱钟书这个论文题目，在我们看来多好，但是他的导师仍背有文化优越感的大包袱，怎能指导一个“支那蛮”（Chinaman）做这种“尾巴摇狗”的论文呢？不是不能也，是不为也。导师不准，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好改做《17世纪及18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这个题目很大，但钱钟书宽题窄做。这篇论文是不好做的，好在牛津大学的BodleianLibrary藏书之富，在英国是首屈一指。钱钟书有幸寝馈其间。

　　Bodleianlibrary是牛津总图书馆。钱钟书给它一个很典雅的中文译名叫“饱蠹楼”。饱蠹楼藏书500万册，手稿6万卷。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年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有容乃大，所以饱蠹楼藏书之富，实为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钱钟书杨绛夫妇在牛津时，居停瑙伦园（Norham Gardens）

　　16号。但饱蠹楼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图书馆里消磨。

　　杨绛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如念别的大学，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没有像钱钟书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钱钟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很使钱钟书羡慕。钱钟书常说，他如有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书。唯有杨绛在旁，钱钟书在饱蠹楼正如古人所说，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

　　颠沛苦旅读字典

　　1939年，钱钟书为了要照顾老父，乃辞了西南联大教职，决定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他于1939年秋赴湘西。同行的邹文海对当时的形势有着很扼要的叙述。他说：“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我们10月就从上海订船票赴宁波。继而日人封锁海口，不有通航，一直到11月初才得到船公司通知，定期出发。到达宁波后，大家松口气，方感真正脱离了敌人的魔掌。从宁波到溪口，一节乘汽油船，一节乘黄包车，足足走了一天，此后则全部坐乘长途汽车，每站都得停留三天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

　　据邹文海说，开始时他们利用候车时间就近去“寻险探幽”，可是到了后来，心境不好就懒得动了。然而，他说：“钟书君却依然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咦！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式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唯一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我说我最厌字典，看书时宁肯望文生义地胡猜，不愿废时地查字典。他说我不求甚解的态度不能用之于精读，而且旅途中不能做有系统的研究，唯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我那时才知道钟书君博闻强志，积学之深。”

　　钱钟书在路上走了34天始达蓝田国师，就相当于《围城》里的方鸿渐、赵辛楣及孙柔嘉等一行到达三闾大学一样，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从地图上看，从上海到蓝田，相当于长沙到昆明，大约1300里。当年临时大学师生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走了两个月。而钱钟书等一行，因等行李、候车，又因长途汽车很陈旧，正如徐燕谋诗中所说：“车行历崎岖，疾徐漫无节”，或者呢，就是“上坡蜗缘墙，下坡鹿惊笞，时或折其轴，时或脱其辖”，而乘客呢，则是“衣襟污呕吐，行李纷撞摔”，钱钟书就在这样狼狈不堪的情形下，终于11月下旬抵达蓝田，旅途备极艰辛。

　　寒夜苦读煨鸡蛋

　　小镇上“冗闲”是预料中事。在蓝田的生活确实很单调而刻板。在《围城》里，汪处厚太太有一副麻将牌，虽然高校长不喜欢教员打牌，三闾大学同仁常常偷偷打打小牌。但钱钟书不打牌，据友人说，钱钟书除了教学任务外，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在油灯下看书。通常午后或晚餐后一段时间，他会去居邻屋的子泉老先生处谈天。其他时间则都是用来读中国四部古籍或是伏案写作。除了读书写作外，钱钟书也偶然会与三五友好灯下谈天。

　　据吴忠匡回忆说，他与钱钟书在一起，苦志读书，常在严冬夜。天寒，在室内用木炭盆生火取暖，至夜半用废纸裹生鸡蛋用水浸湿投入炭火，至蛋煨熟了取出人各一枚，充作宵夜，其乐融融。这是一幅寒士读书图苦中作乐的另一面，正如放翁所言“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在小镇上冗闲，但对喜欢读书的钱钟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没有什么外务来打岔，则可以专心致志读书或写作。

　　据吴忠匡先生说，钱钟书写《谈艺录》用的是蓝田小镇上所能买到的极为粗糙的直行本毛边纸。他每晚写一章，二三天以后又修补，夹缝中，天地上，填写补缀得密密麻麻。他每完成一章，就交给吴阅读。陶潜、李长吉、梅圣俞、杨万里、陈简斋、蒋士铨等章节是最先写成的。吴忠匡说：“我都有过录本，1941年，在他临离去蓝田前，奋力清了一遍稿，誊录了一本后，就在原稿本上，大笔一挥‘付忠匡藏之’五个大字，把它赠遗给了我。”

　　钱钟书从上海到蓝田的旅途经验及蓝田小镇的生活均弥足珍贵，这些经验即为钱日后写成了一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巨著———《围城》。

　　（为本文节选自汤晏著《一代才子钱钟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