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爱德华·阿尔比：一生辉煌文学之路的起起伏伏

美国戏剧巨匠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近日以88岁高龄辞世。论起他最为亮眼的成就，大概就是曾经陷入极端的事业低潮、几乎不受整个美国文学界的待见，但却一举扭转颓势并东山再起。

描绘婚姻不幸的话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在60年代一度为阿尔比带来巨额收入，他用这笔钱成立了“爱德华·F·阿尔比基金会”（Edward F Albee Foundation），以资助那些经济上遇到困难的艺术家。当时的美国文学整体上处于低潮期，阿尔比的经历在其中具有某种典型性：人到中年，不受批评家欢迎，整日借酒浇愁。非同寻常的是，他很快地恢复了清醒并重新变得高产，更拿下多项大奖。

在二十世纪中期，他与阿尔比、亚瑟·米勒（Auther Miller）、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三人称得上是百老汇中风头最盛的三大巨头，但在美国国内，后面这两位剧作家的晚期作品却未获收益，或是遭到酷评。与之相比，阿尔比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凭借1967年的《微妙的平衡（A Delicate Balance）》，1975年的《海景（Seascape）》及1994年的《三个高个子女人（Three Tall Women）》——的经历就十分亮眼了。在托尼奖方面，阿尔比的受欢迎程度则更加持久，分别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及《山羊（The Goat）》在1963年及2002年两度折桂。

假如1964年的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给阿尔比开绿灯的话，那么阿尔比就将以《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而达成四度获得普利策奖的成就，追平尤金·奥奈尔（Eugene O’Neill）创下的记录。不过，当时的评选委员会成员认为剧中那对闷闷不乐、喝得酩酊大醉的夫妻在一场不怀好意的学术派对上，欺负羞辱来宾的场面太过“恶俗（vulgarity）”，从而否决了评审的提议。比较而言，托尼奖的评审则对阿尔比青睐有加，赞扬其戏剧对白当中的夫妻相互谩骂体现了高超的语言运用技巧及心理学洞见，易于引起今人的共鸣，是现代美国戏剧当中的经典之作。

阿尔比未能逃脱文化人经常陷入的一个怪圈，即：使之成名的作品并非其最好的作品。《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66年被翻拍为电影，参演明星——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和理查德·波顿（Richard Burton）——的私生活绯闻更为该剧带来极高人气。不过剧评界不这么看，评论人几乎一致认为《微妙的平衡》才是阿尔比最好的作品。

在《微妙的平衡》中，一对富有的夫妻住在市郊，但其宁静生活却被他们的新邻居——另一对同样很富有的夫妻——打破，这对后来的夫妻在原先的家中经常感到“无名的恐惧”，以至于根本无法呆下去，因而搬到郊区来寻求逃避。这部剧写于冷战期间，其情感基调中包含有某种对核战争的恐惧，阿尔比近期的作品则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刻画了各种社会、性别及存在性焦虑。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称这种心态为“潜藏在我们一切作为之下的空虚（the solving emptiness that lies just under all we do）”。

这五部帮助阿尔比夺得普利策奖或托尼奖的作品，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他的创作风格与见地。例如，《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微妙的平衡》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了阿尔比驾驭传统戏剧形式的能力，并能以犀利泼辣的对白来为其增添张力和悬念。与此类似，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在《山羊》当中也有所体现，这部作品讲述了一名中产建筑师在外偷情的故事，其中牵涉到信仰缺乏乃至兽交之类的元素。（译者注：主角表面上事业有成，家有贤妻，但在精神上仍然十分空虚，后来他甚至透过与一只山羊进行性生活来寻求满足。）

《海景》叙述了一对在沙滩上度假的情侣与一对蜥蜴交谈的故事，表现出阿尔比作品当中敢于尝试、较为超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三个高个子女人》表面上看来平淡无奇，却是公认最具自传色彩的一部剧本。阿尔比称该剧为对自己养母弗朗西丝·阿尔比（Frances Albee）的某种“驱邪”（an exorcism），因为她没能让阿尔比享受到一个美好的童年。该剧并不是传统的回忆剧，舞台布景却相当大胆，让三名演员同时登台，以表演同一个女人在三个年龄段的不同表现。如果现在还能找到这样合适的三位身材瘦长的女演员，《三个高个子女人》的重演想必能再度掀起一番流行热潮。

阿尔比引领百老汇风潮多年，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可说是成就非凡，但他一路走来也并非都是坦途。在完成《海景》与《三个高个子女人》之间的那段时间，即20世纪80年代，他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在80年代初，阿尔比的《来自杜布克的女士（The Lady from Dubuque）》在百老汇仅仅上映了12场就被“下架”，他改编的纳博科夫名作《洛丽塔（Lolita）》也是12场，另一作品《三臂人（The Man With Three Arms）》稍好一点，但也只上映了16场。当时有许多评论认为，《三臂人》的男主角因有三只手臂而爆得大名，在其中一只手臂衰朽之后名望大跌的经历，乃是阿尔比自己当时事业不顺的一个苦涩隐喻，此类观点令阿尔比感到异常恼怒。

在这段低潮期中，阿尔比经常与片商及评论家发生公开的冲突，他固执己见的性格与酗酒的经历使当时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后来，阿尔比透过美国知名戒酒机构“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及伴侣乔纳森·托马斯（Jonathan Thomas）——一位加拿大雕塑家，与阿尔比在纽约同居了32年——的关爱走出了低谷。2005年，托马斯过世不久，阿尔比就从剧场退休了，由此可见这位伴侣对他的极端重要性。阿尔比最后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作品是2007年的《我，我和我（Me, Myself and I）》，剧中的母亲无法分别出她的两个儿子究竟谁是谁，这牵涉到阿尔比创作生涯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不正常的家庭生活。

阿尔比不喜欢别人对自己的剧作进行批判性分析，尤其厌恶那些将自己的作品视为某种自传的解读路数。不过，他也在访谈中承认：自己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模糊的身份认同”及“父母失职”等要素，的确与自身的童年经历有关。有人问起他花了多长时间来写作《三个高个子女人》这部剧时，他回答说“一辈子”。

常言道“每个人都有一个价码”，而阿尔比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他清楚明白地知道这一点。1928年，只有18天大的阿尔比被养父母以133.3美元的价格从纽约一家私立收养机构带回家。学者梅尔·古索（Mel Gussow）曾在1999年为阿尔比立传，他的系列研究表明：在阿尔比夫妇前来收养之前，这个小孩曾于3月12日被送往一位名叫路易丝·哈维（Louise Harvey）的女人那里，此人在华盛顿定居。透过一份文件上的笔记，古索发现有一个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妻儿，并且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没有任何形式的贡献”，这几乎是有关阿尔比生父的唯一线索了，阿尔比本人都未必能知道得这么多。

接下来，这个小孩被取名为爱德华·富兰克林·阿尔比三世（Edward Franklin Albee III）。在这个天赋异禀、聪颖非凡、声称八岁起就知道自己是同性恋的小孩眼中，养父母所提供的呵护远远不够，不过他们也的确有帮助阿尔比发挥他的演艺天分。他的爷爷——就其被收养后的亲属关系而言——拥有多家实力不俗的连锁剧院。

围绕领养还有更多的问题可供挖掘——阿尔比是否有兄弟或本身就是双胞胎？他的艺术天分和酗酒习惯是否与原生家庭有关？其作品中展现的各种无依无靠、精神贫瘠、缺乏关爱的人物形象，是不是童年经历的某种回响？在《微妙的平衡》、《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山羊》当中，这一点体现得尤其明显，许多角色都深受自己是“名不副实的欺骗者”这一身份的困扰。阿尔比本人也是如此，他常常为年幼时不知不觉间碰上的好运而感到烦闷：自己原本是个可怜的弃婴，不知怎么就被某个大户人家收养了。

阿尔比声称，家族给予了许多金钱支持，但却缺乏爱。这样的家庭气氛导致他的性格中具有些许贵族式的冷漠（patrician chilliness），令许多与他会面或共事的人感到相当不快。不过，当阿尔比真正对某人敞开心扉时，他的幽默、慷慨和好客特质就表露无遗了，这一点在他晚年戒酒成功后的生命历程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即便在低潮期，他也保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好战心态与逆反心理，这种状态反映到他的作品中，几乎形成了某种定式：剧情对白大多来自于辩论和对抗。阿尔比自己也承认，《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中某个羞辱来宾的游戏，乃是他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玩过的。

阿尔比对作品应当如何表现及配音有着极其严苛的规划，因而对舞台表演的指导也极为精细——例如，《微妙的平衡》的剧本当中有一段很短的对话，只有四个词，但阿尔比一定会在下面加注，要求演员应当“安静、悲痛而残酷地”（quietly;sadly;cruelly）将它演绎出来——假如阿尔比发现重演当中某个演员所使用的剧本没有带上这些注释，他便会十分愤怒。做他的访谈也是相当头疼的——他经常与好友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一同出场——阿尔比对语言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他会细致入微地检查你每个问题的用词和前提是否恰当。

在对待自己无法认同的批评或学术理论时，阿尔比通常不甚友善，对于那些认为《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隐秘地描绘了男同性恋关系的观点，他更抱有相当的敌意。他还采取法律手段，以此防止他人选用四个男演员来扮演两对夫妻。阿尔比强调说，如果他想要写一点关于同性恋的作品，那他早就这么做了。一般而言，当有人问起《山羊》中出现的男同性恋角色时，阿尔比一定会说：选择什么性取向是角色自己决定的，我没有任何要预先为他决定的意思。不过，这个角色最终做出“出柜”的选择，的确令该剧的内涵得以进一步丰富。

阿尔比经常故意刁难提问者，这反映出那段不受业界待见的低潮期对他所造成的创伤仍然没有完全“愈合”，也正是基于这段经历，由他一手创办“爱德华·F·阿尔比基金会”将持续援助许多处于事业低潮的艺术家，协助他们走出困境。若阿尔比泉下有知，他想必会愉快地接受这样的“盖棺定论”：在后人的眼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中年（《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微妙的平衡》）及晚年作品（《三个高个子女人》、《山羊》）均能获得多次重演机会的美国剧作家。如果他的事业低谷可以用“极致”和“令人目眩”这两个词来形容的话，那么他的两次事业高峰也同样可以。

（翻译：林达）